乔治·卢卡斯是名誉教授，曾担任美国海军学院伦理学杰出教授。他目前是国际军事伦理学会 (ISME) 创始分会的主席，也是新版《军事伦理手册》（2015 年）的编辑，该手册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事领导人和民间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贡献。他目前是圣母大学赖利科学、技术和价值观中心的客座杰出研究教授，也是凯斯西储大学伊纳莫里伦理学中心的客座研究员。他是《军事 伦理：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一书的作者。
发表于：图书哲学每个人都需要知道什么，Erin Jessee 为我们列出了一份关键问题清单，这些问题有助于降低口述历史实地工作的风险。今天，我们邀请 Jessee 回到博客，更深入地讨论她最近发表的文章《管理口述历史实地工作中的危险》，在采访中发现创伤迹象，以及如何应对口述历史的敏感性。
您提到，在口述历史学家的“走廊谈话”中，讨论危险或令人痛苦的研究遭遇很常见，但很少出现在学术文献中。当您将这些对话公开时，您从同事那里
自从这篇文章上线以来，我收到了许多电子邮件，感谢我花时间写这篇文章，因为它帮助口述历史学家思考他们在过去的项目中所面临的危险，并开始评估未来的潜在危险。我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口述历史协会会议上介绍了文章中的几个关键点，得到的回应完全是积极的，并支持这一想法——特别是考虑到美国最近对口述历史的放松管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工作中更多地评估危险。大多数口述历史学家似乎至少认识到需要更加公开地对待潜在的危险或情感困扰，这些危险或情感困扰要么直接源于他们接触到的艰难叙述，要么源于这些叙述重新开启的个人伤口。少数抵制者往往来自其他领域，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这会错误地转移对我们参与者的注意力。我理解这种担忧，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在承认我们的研究可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之间找到平衡——理想情况下，创造一个为正在努力的从业者提供更多支持的环境——同时仍然优先考虑参与者的叙述。
口述历史学家如何才能更好地发现彼此身上的创伤迹象并做出积极回应？
这很重要，因为我的印象是，许多口述历史学家在承认他们的身心健康因研究而 瑞典电报数据库 受到负面影响时，会感到尴尬或羞于承认。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承担繁重的工作，建议我们所有人都接受正规的咨询培训似乎不太现实。同样，我们可能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或愿意承担通常无偿的情感劳动，以帮助我们的同事处理个人或工作相关的危机，特别是当这种危机不仅仅是一时的坏心情或紧急情况时。但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更容易在同事陷入困境时为他们提供支持，或者将这种困境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例如，Beth Hudnall Stamm 的自我护理技巧有助于在实地工作之前进行恢复力规划，但也包括人们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小动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更加了解工作、研究和个人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和伤害的来源，还可以让我们对同事和合伙者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同情。和日益专制的政治气候下重新审视该组织的原则和最佳实践。该工作组将于 2018 年 10 月在蒙特利尔举行的 OHA 会议上介绍修订后的最佳实践，以供讨论。与此同时，在英国，口述历史学会和爱尔兰口述历史网络正在组织一场无疑意义重大的会议，会议将于 2018 年 6 月举行，主题为“危险的口述历史：风险、责任和回报”。这意味着口述历史学家将有很多机会公开讨论他们在研究中面临的挑战，以及更有效地预测和管理危险的策略，无论他们在哪里、与谁进行采访。
您采用什么自我护理策略？请在下方评论中或在Twitter、Facebook、Tumblr或Google+上参与讨论。
特色图片来源：Jessica Cross 的“Exhaustion”。CC BY 2.0 通过 Flickr。
艾琳·杰西 (Erin Jessee) 是格拉斯哥大学武装冲突和创伤（现代史）的开尔文·亚当·斯密勋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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